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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后 勞動者狀告“老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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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4-25 來源：中山商報 2012-04-25 第 2425 期 A4_A5版 【收藏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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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解元杰
近年來，勞資糾紛有逐年增多的趨勢，政府有關部門、企業(yè)和勞動者都迫切需要提高勞動法律知識水平，掌握更多的勞資糾紛解決之道。
“五一”將至，市第一人民法院發(fā)布了《關于勞動爭議訴訟情況的調研報告》。該報告在大量司法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我市勞動爭議案件的特點、難點和問題，挖掘其產生根源，并提出針對性的司法建議。本報記者結合這份調研報告，采訪了相關法律界人士，旨在促進“和諧企業(yè)”的建立，為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參考。
報告解讀
報告要點：2011年受理勞資糾紛案4０20件；2011年為3927名工人追回欠薪1317.11 萬元；2011年九成勞動糾紛案件采用簡易程序；申請工傷認定最多需要經過11道法律程序。
報告顯示：勞動爭議案件上訴率高，去年第一法院此類案件的上訴率超過8成；群體性勞動爭議逐年上升，2009年受理27批共1004件，2010年為31批共1352件，2011 年增至38 批共2073件。
群體性勞動爭議逐年上升
據市第一人民法院勞動爭議庭法官丁向娜介紹，一般的民事糾紛案件訴求相對單一，近3年來，70%的勞動爭議案件均包含多項訴求，很多案件的訴求達到十幾項甚至幾十項。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隨著法律賦予勞動者權益的多樣化，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也在提高；二是勞動者的維權還沒有提升到應有的水平，非理性訴訟和盲目跟風訴訟的案件在增加。
丁向娜認為，從判決結果看，當事人訴求與裁判結果之間呈現“三少一多”的特征：當事人的訴求完全得到支持的少，訴求完全不能得到支持的少，用人單位主動提起勞動爭議訴訟的少；勞動者在離職后才提起勞動爭議訴訟的居多。由此可見，勞動者在勞動關系存續(xù)期間一般采取忍讓態(tài)度，離職后才提出維權。
勞動爭議案件上訴率高。2011年，第一法院此類案件的上訴率達到80.6%，遠高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的上訴率。雖然上訴收費低（僅5元或10元）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但勞動者法律水平相對較低，對自己可獲得的經濟補償估計過高，以及用人單位惡意拖欠，企圖通過上訴、執(zhí)行等程序拖延付款時間，增加勞動者的訴訟成本也是較為普遍存在的問題。
群體性勞動爭議逐年上升，尤其是在外來加工企業(yè)、鞋廠、制衣廠、皮具廠、飲食行業(yè)、洗水廠、木器加工廠等行業(yè)甚為突出。數據顯示，2009年受理了27批共1004件群體性勞動爭議，2010年達到31批共1352件，2011年猛增到38批共2073件。“這表明，許多勞動爭議糾紛所涉及的問題在同一用人單位中頗具普遍性，同時，相當多的勞動者認為，通過群體性訴訟更能增強其在訴訟中的博弈能力，更有利于實現其訴訟請求?！倍∠蚰缺硎?。
典型案例
三個案例，情況各異，結果相同——公司沒和員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解除勞動關系后被員工告上法庭，公司賠雙倍工資；公司未給員工買社保，員工遇車禍身亡后，公司仍要按工傷保險賠錢給其親屬；老板玩失蹤，員工工資無著落，法院判實際經營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案例一
沒簽合同，公司賠員工雙倍工資
劉某某于2009年2月15日入職石岐區(qū)一裝飾公司做木工，但雙方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同年8月11日，裝飾公司通知包括劉某某在內的木工部全體員工放假。3天后，裝飾公司與木工部全體員工結清至2009年8月11日的工資，表示要將木工部承包給他人，需與全體員工解除勞動關系。木工部員工與公司多次協商，希望得到經濟補償金未果，后經石岐區(qū)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亦無結果。
于是，劉某某向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請求裝飾公司解除勞動關系的代通知金、加班工資、未簽訂勞動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資、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金等共計17631.25元。次年，市仲裁委裁決裝飾公司共向劉某某支付上述各項費用11131.26元。裝飾公司不服，便訴至第一法院
裝飾公司稱，當時已將勞動合同的文本發(fā)給劉某某，但劉某某未能將簽好名的勞動合同交回，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過錯在于劉某某。不過，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這一說法，劉某某亦不予認可，且公司也并未因此而書面通知劉某某終止勞動關系。因此，法院認定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過錯在于公司，公司應向劉某某支付從2009年3月15日至2009年8月11日的雙倍工資。
最后，法院駁回了裝飾公司的全部訴求。案例二
不辦社保，也要按工傷保險賠錢
袁某某是廣州某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員工。2009年9月9日，袁某某外出修理工作使用的自行車后，途經京珠高速廣珠段某處時，與一輛客車發(fā)生碰撞后死亡。次年8月20日，中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定袁某某的死亡為工傷。袁某某生前未婚無子女，父母雙亡，其直系親屬僅有一個姐姐。袁某某的姐姐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中山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請求裁決勞務公司支付供養(yǎng)親屬撫恤金8萬元、一次性工亡補助金24.1萬元、喪葬費23940元、精神撫恤金4.3萬元等共計459590元。袁某某的姐姐在仲裁庭審中放棄要求公司支付供養(yǎng)親屬撫恤金的請求。市仲裁委經審理后于2011年5月6日裁決，駁回袁某某姐姐的全部仲裁請求。袁某某的姐姐不服，遂于2011年5月30日具狀訴至第一法院，主張總額為175032元的賠償。
法院認為，本案系工傷保險待遇糾紛。袁某某因工死亡，由于勞務公司沒有為其參加社會保險，理應按照《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規(guī)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故判決勞務公司向袁某某的姐姐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159120元（2652元×60個月）、喪葬補助金15912元 （2652元×6個月），合共175032元。案例三
老板跑路，實際經營者擔連帶責任
李某某于2009年8月15日進入石岐區(qū)一家鞋廠工作，月薪2500元。同年9月28日，李某某等38人以鞋廠無故拖欠其2009年7月至同年9月工資為由申請仲裁，要求鞋廠向李某某等38人支付上述期限工資及生活補貼共計153567元，其中包含李某某工資款5400元。該訴求得到市仲裁委的裁決支持。
但由于鞋廠營業(yè)執(zhí)照上的經營者不見蹤影，李某某于是起訴到第一法院，請求法院判決鞋廠實際經營者張某某對該鞋廠所欠付的工資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張某某辯稱，自己是由鞋廠投資人聘請的經理兼翻譯，月薪為5000元，并非鞋廠的實際經營者，因此不應對鞋廠所欠工人工資承擔連帶責任。但他無法提供其簽收工資的記錄。相反，鞋廠廠址租約是由他簽的，他負責鞋廠的進貨、生產、發(fā)放工人工資、聘請和辭退員工等重要事項，且鞋廠的貨品進出記錄和賬本全部由其保管，鞋廠的出納和會計分別是其外甥和妻子。據此，法院認為張某某充分具備鞋廠實際經營者的全部形式要素，遂判決其支付鞋廠所欠李某某的工資5400元。
對話律師
市律師協會勞動法與行政法專業(yè)分會主任徐小安建議，仲裁委應打破只列明一位被訴人的局限性，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將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列為被訴人，從而更好地查清事實，盡早了結糾紛；應通過修法取消仲裁程序，至少不應法定前置，讓當事人自行選擇申請仲裁還是提起訴訟。
諸多關口難有作為導致案件增加
記者：按說我國處理勞資糾紛的單位也不少，比如工會、政府職能部門，甚至還有社區(qū)和居委會等。為什么在這么多關口攔截之后，還有這么多案件涌向法院？
徐小安：首先，我國整個社會都處于大轉型時期，包括勞資糾紛在內的各種社會沖突都比較多，所以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本身確實很大。
另一方面，法院之前的各個關口，比如勞動仲裁，也存在諸多問題。雖然仲裁委這幾年為了提高仲裁水平，進行了大量努力，涌現了很多優(yōu)秀的仲裁員，但仍經常有律師強烈反映仲裁存在的各種問題。例如為了延長審限故意將立案日期押后，部分仲裁員掌控庭審能力不夠，部分書記員根本不會記錄。即使案件的裁決結果沒問題，當事人仍要到法院打官司。這就使得仲裁這個關口的作用大大降低。
對話法官
市第一法院勞動爭議庭負責人董愛民認為，用人單位應對其作出的解除勞動合同原因承擔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為合法解除勞動合同，即屬于違法，應支付賠償金；勞動者實施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競業(yè)限制的行為，對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即賠償用人單位因此所受的損失。
是否合法解除勞動合同由用人單位舉證
記者：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往往成為勞資雙方爭議的焦點。請問司法實務中如何判定解除合同是否合法？
董愛民：用人單位應對其作出的解除勞動合同原因承擔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為合法解除勞動合同，即屬于違法，應支付賠償金。
大多數用人單位往往會以勞動者違反其內部規(guī)章制度為由主張合法解除，也會舉證勞動者在入職時已知曉用人單位所制定的內部規(guī)章制度并表示愿意服從管理。在審理案件時，法院是否應對規(guī)章制度的內容進行合理性審查，對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是否應分析判斷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兼具公法與私法性質，從“私法”角度看，勞動合同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在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強制性規(guī)定的前提下，應充分尊重雙方當事人的約定；就“公法”而言，為了維護和諧穩(wěn)定的用工環(huán)境，法院應對用人單位自行制定的規(guī)章制度中所設定的解除勞動合同條件加以拘束，防止用人單位隨意解除勞動合同。
記者：有的企業(yè)屬于無照經營或已注銷或吊銷了營業(yè)執(zhí)照，此時發(fā)生勞動爭議，勞動者往往由于難于確定或找到老板而造成維權困難。如果進入訴訟程序，法院怎樣處理這類問題？
董愛民：法院一般會主動到經營地點調查核實、向房東調查承租人信息等方式，力求查明事實，但如果訴訟時工廠已停止經營或無其他證據印證，甚至房東拒不配合調查，則無法準確查清事實，造成勞動者維權艱難，并造成勞動者可能上訪、纏訴等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因素。
勞動者給用人單位造成損失也應賠償
記者：有的用人單位稱，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違反法律規(guī)定解除勞動合同，或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競業(yè)限制，造成用人單位損失，用人單位在解除其勞動合同時，要求勞動者給予賠償的，能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董愛民：勞動者實施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競業(yè)限制的行為，對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即賠償用人單位因此所受的損失。賠償損失的方式主要是金錢賠償，具體賠償數額由法院根據勞動者的過錯程度、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具體情況酌情確定。
記者：據介紹，第一法院絕大多數勞資糾紛均采用簡易程序審理。有專家建議，應在勞動爭議案件中率先使用小額訴訟程序。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董愛民：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小額訴訟程序均未作出明確規(guī)定，而在審判實務當中往往是將小額訴訟與其他簡單的民事案件一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但從發(fā)展潮流來看，因在解決訴訟案件激增與司法資源匱乏、訴訟成本倍增之間的矛盾所呈現出的優(yōu)越性，小額訴訟模式已成為許多國家或地區(qū)立法的熱衷選項。目前，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所展示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之外，有必要設立小額訴訟程序。
其實，小額訴訟程序與我國目前現行法當中的簡易程序，無論在訴訟理念、運用特點、程序功能上均有較大差異，使得我國現行立法有關訴訟程序的設計在現有的框架內很難滿足小額訴訟的特別要求。因此，在現有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立法框架之外，專門設立一種大眾化、成本低廉化、非職業(yè)化、效率最大化的小額訴訟程序很有必要。
將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列為被訴人
記者：我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有一種特殊做法，即申請勞動仲裁時只允許列明一名被訴人。這是否合法？
徐小安：《勞動合同法》司法解釋三第四條規(guī)定，勞動者與未辦理營業(yè)執(zhí)照、營業(yè)執(zhí)照被吊銷或者營業(yè)期限屆滿仍繼續(xù)經營的用人單位發(fā)生爭議的，應當將用人單位或者其出資人列為當事人。最高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guī)定：勞動者在用人單位與其他平等主體之間的承包經營期間，與發(fā)包方和承包方雙方或者一方發(fā)生勞動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應當將承包方和發(fā)包方作為當事人。
可以列多名被訴人的情形其實還有很多。所以，仲裁委的上述做法沒有法律依據。建議仲裁委打破只列明一位被訴人的局限性，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將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列為被訴人，從而更好地查清事實，盡早了結糾紛。
建議取消勞動糾紛仲裁前置程序
記者：按說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應該讓勞動者維權更便捷。但我們?yōu)楹卧趧趧訝幾h案件中非要加上一個仲裁的前置程序呢，這樣從仲裁到二審終審，不是變成事實上的三審制了嗎？
徐小安：這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而立法上又將其固化了。我認為，應通過修法取消仲裁程序。如果不能取消，至少不應法定前置，而是讓當事人自行選擇是申請仲裁還是提起訴訟，將極大節(jié)省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成本，簡化當事人的維權之路。
在目前狀況下，應進一步加強仲裁隊伍建議，而現在的仲裁員基本都按“具有法律知識、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或者工會等專業(yè)工作滿五年的”產生，而這一條恰恰是最不具備硬性標準的，建議仲裁院今后要擴大仲裁員的來源，以便進一步充實仲裁隊伍。書記員方面，建議向法院取經，讓所有書記員都能勝任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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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徐兵 通訊員 周祖龍 黃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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